生于1949年，我的名字叫建国

编者按：在我们身边有许许多多名叫建国的人，他们之所以叫这样的名字，有的跟国庆节或十月有关，有的则纯粹是一种起名字的习惯思维，体现了民众与共和国同呼吸共患难的时代情怀。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本报特推出专版，从我市寻找到4位出生于1949年、名叫“建国”的市民，通过挖掘他们生活中的精彩瞬间，展示“建国”们职业生涯中的难忘时光和社会发展带给他们生活的印迹，记录70年来平民百姓的奋斗史。

　　王建国：廿年“粮倌”零事故

　　王建国，1949年8月16日出生，双塔街道县前社区人。出生于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，1963年9月转到我市中山路小学上六年级，1969年7月江山中学毕业。之后，10年插队农村、20年“粮倌”工作、10年打工生活。2009年退休后，带外孙、接孙子，身体健康硬朗，生活其乐融融。

　　洪范八政，食为政首。手中有粮，心中不慌。古往今来，粮食安全都是治国安邦的首要之务。

　　“与粮食管理打交道20年，没有发生一起安全责任事故，这是最让我满意的一件事。”昨日，记者在双塔街道县前社区与王建国老人聊起过往时，他的眼里闪着亮光。

　　1949年8月16日，王建国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市泗阳县，父母均是革命进步人士，父亲为泗阳县独立大队队员(地方部队)。之后，随部队开往我省温州市，接管地方事务，转业温州市人民法院工作，后辗转金华、江山等地。1963年9月，14岁的王建国随父母一起来到江山，在我市中山路小学上六年级。6年后，毕业于江山中学。

　　为响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”的最高指示，1969年，王建国来到了清湖街道东儒村郭步自然村插队，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逐渐学起了犁耕耙耖。

　　“刚来到村里，村民们点的是煤油灯，十分昏暗，做针线等细小活儿，头快碰到灯芯了。”为此，王建国与村领导商量，要想方设法改变这一现状。跑部门、托熟人、购电线……他已记不清跑了多少次。1973年，村民们舂米十分不便，王建国看在眼里，急在心上，对此，他又与村领导一道，商量筹办粮食加工厂，填补了村里这一空白。

　　1979年10月，插队10年的王建国被安排在城关粮管所，负责往各粮食、油料加工厂运送稻谷、菜籽等工作。1年余，调往城关粮管所粮食物资品厂任供销科长。往后，踏足大陈乡、四都镇、大溪滩乡、上余镇等地，历练粮食专管员、粮站站长等岗位。

　　1987年8月，四都镇埠头村黄家埠等地正值大旱，许多村民插不下秧苗，心急如焚。在走村访户中，王建国了解到该村电灌站已建好、通水渠已修复，就是通不了水，原因在于没有电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找到了镇电管站负责人，被告知这由水利部门管辖。当得知此前村里已多次“求援”水利部门无果后，王建国拍案而起，一头冲到了镇党委书记办公室反映情况。

　　巧的是，县委主要领导正好在四都镇调研抗旱工作。一时间，调研会开成了协调会，着手解决黄家埠电灌站不通电问题。经多方协调与相互驰援，就在当天下午3时，电灌站通上电，汩汩清泉流入干涸的水田，百余水田秧苗得救了，五六百亩水田插上了秧苗，百姓无不拍手称快。

　　藏粮于地，更要藏粮于技，从事“粮倌”20年的王建国深谙其中的道理。“当时，大溪滩乡、上余镇等地粮站年收粮均在100万斤以上，主要集中在七八月份，骄阳似火，重任压肩，每天能在晚上12点前上床算是早的。”聊起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，王建国显得异常兴奋，验货—过秤—开票—付款—归库—查验，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程序，大伙儿忙得像陀螺一样，想停也停不下来。

　　随着粮食体制改革，50岁的王建国被分流下岗，开始自谋职业，但都与“粮”字有关：筹办学校食堂、外出当炊事员、管理旧粮站等。

　　“粮食专管要年报、征粮要收购报表、管理要巡查记录……一串串的数字，一叠叠的资料，让他养成了慎之又慎、细之又细的好习惯，但他运气较好，没有出过一次大的差错。”临近采访结束，王建国老伴王爱雅接过话茬。她说：“女儿女婿、儿子儿媳工作稳定，外孙、孙子学业进步，两个老人身体健康，这辈子已经很知足了！”

　　(朱永春)

　　　姜建国：家庭一年好一年

　　姜建国，1949年5月18日出生，原是新塘边镇勤俭村人，现为石门镇长山源村理余自然村人，年轻时砻过谷、拉过煤、爆过米花、承包过加工厂，现在和老伴两人在家颐养天年。育有两子，都在宁波上班。

　　昨日，记者来到石门镇长山源村时，只见连片的田畈里种满了猕猴桃树，一幢幢农房白墙黛瓦，村庄干净整洁。姜建国正在村中一家小店门前与邻居唠家常。

　　“父亲按家谱辈分给我们取名字，到我这辈是‘建’字辈，机缘巧合，父亲给我取了建国这个名字，恰好那年新中国成立。”姜建国介绍，他原是新塘边镇勤俭村人，兄弟姐妹7人，他是长子。

　　“我们兄弟姐妹年纪各相差2岁，家庭负担较重，那时物资匮乏，缺衣少穿，好几次我们兄弟姐妹差点被过继给别人。因为母亲不舍，才没有被送走。”谈起过往，姜建国有点激动，他虽是长子，年少时却时常担心自己会被送给他人。一家人常吃不饱饭，他一顿能喝三四碗稀饭，走路时满肚子水在晃荡；妹妹没有裤子穿，就用大人穿破的长筒袜剪掉一截，套在两条腿上当裤子；家中兄弟姐妹虽都上过学，但学历最高的是最小的妹妹，念完了初中。

　　十三四岁，姜建国开始当学徒。每天早起，挑着工具跟着父亲走十几里路去帮人砻谷。打好一副砻，两个人需要一天时间。因为村里没有山场，后来生产队组织青壮劳力去煤矿上拉煤，姜建国也是其中之一。“运输队平时用的工具是木车，那时还组织大家坐火车到江西省萍乡市拉煤，坐火车需要一天时间。农村劳动那时都是算工分的，拉煤也计工分，不算个人收入。”

　　1976年，经亲戚介绍，他和石门镇长山源村理余自然村的姑娘邵友香成了家。邵友香姐妹两个，姜建国入赘成了上门女婿。“那时条件和现在没法比，我结婚时，家中像样的家具只有床。”虽然条件简陋，但他至今仍记得结婚的日子——农历十月初四。

　　1977年，姜建国的大儿子姜忠华出生。1979年，小儿子姜东华出生。为了提高家庭收入，姜建国做过不少行当。靠着一台老式爆米花机，他走街串巷爆米花挣钱，爆1斤大米收两角钱。两三年后，他积累了些资金，承包了村里的稻谷加工厂，一个人养活一家6口。加上家里的农田收入，一年收入千余元。

　　“那时没什么工厂，很少有人外出工作。”姜建国曾想过开拖拉机，从事运输工作，闯出一番天地，无奈家里人多事杂需要他照应，他只好放弃。

　　“村里原来有很多农户养殖生猪，近几年通过生猪养殖整治、美丽庭院建设，环境又变好了。门前的这条河，又变得清澈了。”姜建国家门口正对着一片猕猴桃基地，他乐呵呵地介绍，家里的2亩土地也流转成为猕猴桃种植基地，每年有一定收入。

　　姜建国的两个儿子高中毕业后又自考本科，现都在宁波从事外贸工作，并在宁波安家落户，实现了他外出闯荡的梦想，家里也从平房变成了3层楼。“以前愁吃不饱，如今愁吃啥好。小时候，锅里的水都烧开了，还得去借米才有饭吃，现在食物的种类非常丰富。结婚时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，现在冰箱、电视样样齐全。”姜建国感慨，祖国的变化日新月异，家里的条件也逐步改善。

　　(何小丽)

　　周建国：勤劳肯干奔小康

　　周建国，1949年7月11日出生，凤林镇凤溪村人，和妻子结婚后共同抚育两个继女并生育了1个儿子。年轻时承包田地种粮、打零工，和妻子一起辛勤劳动，家庭经济条件得以较好改善。67岁时帮儿子一起赶集卖菜，直到现在。如今，一家人齐心协力，生活越过越好。

　　走进凤林镇凤溪村的周建国家，只见两栋崭新的楼房呈L型交错相连，两辆皮卡车停在门前的水泥空地上。“这在以前是根本不能想的！多亏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，我们才能过上如今的生活……”周建国还没说完，话头就被老伴周吉花抢了过去：“还提以前的生活呢，我刚嫁给你那会儿，你穷得连碗也只有一个！”

　　生于1949年7月11日的周建国，父亲是“上门女婿”。在他3岁那年，受不了闲言碎语的父亲离家出走，从此再没回来过，剩下周建国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迫于生计，年幼的周建国只能半天放牛、半天上学，因为学习跟不上，只上了一个学期，他就辍学了。童年生活的窘迫，给周建国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母亲的眼泪。家里经常断粮，母亲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向四邻借米，然而往往是空手而归。每当这时，无助的母亲只能暗自垂泪。

　　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周建国逐渐成为家中的顶梁柱。通过夜校扫盲班，他认识了不少字，加之年轻力壮，他负责生产队粮食保管、记工分。周建国终于不再为吃饭发愁，还拆了茅草房，在原址建起了3间瓦房。但由于家里穷，他迟迟未能成家，直到媒人给他介绍了小8岁的周吉花。

　　带着两个女儿的周吉花，因前夫去世，由父母做主，嫁给了周建国。那一年，周建国35岁。第二年，两人的儿子周天基出生。

　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给万千农民带来了巨大机遇，周建国一家也从中获益。夫妇俩承包了四五十亩田种水稻。在“双抢”时节，周吉花每天凌晨两三点钟就起床到地里拔秧苗，吃过午饭后，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钟才回家。农闲时夫妻俩又忙着种菜、种花生等作物，并四处打零工。“政策这么好，我们不拼命干，哪来现在的好日子？”回想起以前的诸多艰辛，周吉花却倍感自豪。

　　一家人齐心协力，全家的日子越过越好。两个女儿已出嫁，儿子也成了家，孙女和孙子先后出生。经济条件好了，周建国家的3间瓦房也被推倒重建，宽敞明亮的新房让周建国和老伴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生活的满足。

　　2016年，一直在企业打工的儿子周天基决定辞职，他看中了农村的墟日市场，决定贩菜去卖。由于周吉花有卖菜经验，一开始，她每天陪着儿子到江山农贸城，告诉他贩什么菜、贩多少。半个月后，周天基摸到了门道，开始独立进城贩菜。每天凌晨1时许，他开着皮卡到农贸城，贩好菜到家差不多五六时，然后全家人一起去赶集卖菜。碰上两个地方同一天墟日，全家人就兵分两路。

　　勤劳肯干的一家人把日子过成了开花的芝麻，节节高。一辆皮卡不够用，又买了一辆。 (徐丽兰)

　　王建国：生活越过越红火

　　王建国，1949年4月9日出生于上海，1953年跟随父母回到老家江山。年轻时在上余镇塘岭一村以务农为生，其间也当过泥水匠。育有3子1女，平时生活自给自足。

　　从上余镇塘岭一村村委出发，沿着蜿蜒曲折的山路行驶了10多分钟后，记者看到半山腰上有座两层高的楼房，随行的村干部说，这就是王建国的家。“他性格比较开朗，喜欢外出串门，这个点估计还在其他村民家里。”果不其然，在山顶的岭下自然村，我们见到了王建国。

　　1945年年初，王建国的父亲王余财为了躲避抓壮丁，带着妻子逃到上海，在一家被服厂当小工。“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解放，父亲得知消息后，兴奋异常，决定给刚出生1个多月的我，取名‘建国’，希望新中国能让我们老百姓摆脱贫困，过上安稳幸福的日子。”王建国这样解释自己名字的由来。

　　对建设新中国充满希望的，还有许许多多与王余财类似的家庭。1953年，王余财回到江山，在一家布厂上班；1962年，他积极响应政府号召，回到老家务农。“虽然日子很艰苦，但我的父母却没有怨言，他们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，‘只要我们共同努力，建设好我们的国家，老百姓的小日子才能过得更好。’”说起这些，王建国印象颇深。

　　令他难忘的，还有当时的住宿环境。“回到塘岭后，我们与村里其他4户人家合住在祖宅里。20多人挤在一起，每个人居住面积不到10平方米。与我们同住的，还有鸡、鸭、鹅、猪等家禽家畜，每逢夏日高温天气，房子就会散发出浓浓臭味。”王建国说。

　　祖宅留下了王建国对青少年时期的回忆，也见证了他娶妻、生子等人生重大时刻。改革开放后，王建国放下锄具，成了村里的第一批泥水匠。1986年，38岁的王建国有了一定的积蓄，看着其他村民陆续盖起新楼房，他决定建造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。那时，塘岭村的交通不方便，为了盖新房，王建国只能去村附近的窑厂自己烧红砖，然后用木车运回村里，再雇用其他泥水匠一起动手。经过全家人的努力，终于在宅基地上建起一座占地70平方米的平房。

　　后来，随着孩子们的长大，王建国对房子有了更高的要求。“这些年，党和国家政策好，能让我的孩子们跳出塘岭这个小山村，在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站稳脚跟，还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。每当他们逢年过节回来看我时，我就想造一座更好的房子招待他们。”1999年初，王建国建了一幢占地面积较大的2层小楼。“现在的房子是越盖越漂亮，和过去相比，造房子还不用我亲自动手，真是省力又省心。”王建国的家里有了彩电和冰箱，他所在的塘岭这个小山村，也基本实现了户户通路，家家有车(摩托车、汽车)的目标。

　　“当年，父亲对新中国的美好愿景，如今已达成。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政府。”王建国说。

　　(毛严庆)

　　编者按：从他们身上看变化

　　王建国廿年“粮倌”岗位一丝不苟，兢兢业业；姜建国砻谷拉煤爆米花，样样在行，儿子争气有出息；周建国包田种粮打零工，辛勤劳作，家庭一年好一年；王建国娶妻生子造新房，精于手艺，晚年生活怡然自得……在我们身边，有太多太多这样的“建国们”。

　　他们从苦难中走来，秉承中国老百姓特有智慧与勇敢，吃苦耐劳，勤俭持家；他们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惊天动地，朴实中袒露心底的真实，平凡里书写不平凡的传奇……他们与新中国是同龄人，一同走过70个春夏秋冬。寒来暑往，无论是缺衣少穿的日子，还是阳光灿烂的时刻，他们与千千万万个“建国”一道，和新中国携手阔步！

　　回首近代，我们有太多不堪回道的记忆。鸦片战争、甲午战争、八国联军入侵北京，我们饱受西方列强欺凌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，百姓生活牛马不如……1949年10月1日，一句“中华人民共和国、中央人民政府，今天成立了！”的庄严宣告，声震四海，响彻苍穹，从此站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充满了无穷的力量，全社会迸发出无限高涨的热情。

　　作为祖国大海里一朵浪花，这些“建国们”生逢其时，沿着先辈们的脚步，喘着上辈人的气息，艰难前行，步履铿锵：犁耕耙耖，包田种地，填饱肚皮；外出闯荡，打铜修锁，站稳脚跟；脱胎手艺，看准时机，掘金市场……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将自己的人生命运融入新中国发展历程，与祖国同频共振，共谋发展，不断成长。

　　70年披荆斩棘，70年风雨兼程。多少年来，血液里流淌里不安分因子的“建国们”，致力于事业发展、家庭建设、创业创新，在未来的征程上，不管乱云飞渡、风吹浪打，都将沿着他们自己既定的目标走向远方，一路欢歌笑语，一路收获幸福！ (晓诸)